最新乳腺刺痛吃什么药（乳腺刺痛）

（4）该规则是否有效地修正了先前的一项立法性规则。

而德国宪法法院在明镜周刊案中对言论自由功能的阐释，更是将民主国家所应护持的价值引入刑法体系，实际上就是一种政策判断。本案中，施密特的言论与公共意见的形成具有密切联系，即使侵害了明镜杂志的名誉，但由于出版物也负有维护公共利益的义务，所以施密特的言论，因其与公共意见的形成的密切联系，就应当被正当化。

从我国宪法第28条国家维护社会秩序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等表述看，这些刑罚目的都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但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在此案中刑法第261条应做合宪性解释。形式法律让人们预先了解：国家在何种情况下，将采取何种行动。[40][德]克劳斯•罗克辛：《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蔡桂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在此政策目标下，贪污贿赂犯罪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

[75]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而在刑法各论的层面，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的沟通会有更多合宪性因素需要被考虑。因为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意味着行政复议机关就行政法律关系进行了新的处分行为，行为主体已经发生变化，应当以行政复议机关为被告，这是符合法理的。

[27]然而，新《行政诉讼法》确立作出维持决定的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作为共同被告，并且《适用行政诉讼法解释》第6条又进一步将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范围从复议维持决定本身扩展为包括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的情形。（4）利用相关法律规定，尽可能地不成为共同被告。[13]在我国台湾地区，行政复议被称为诉愿，诉愿决定并不包括所谓的维持决定，主要有不受理或驳回、撤销原处分、变更原处分、依职权撤销或变更、命为一定之处分以及情况决定等6种，其中实体上无理由者则应予驳回。我国《行政复议法》将有限的行政复议资源分散在各个部门，这导致了复议制度难以发挥整体效能。

引起上诉和申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下级法院不能依法裁判和案件质量存在问题。（3）复议维持决定并没有增加或减少相对人的任何权利义务，复议机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意味着真正的处分机关是原行政机关，行政复议机关没有就此作出独立的意思表示，[23]复议维持决定与原行政行为虽然是复审行为与原行为之间的关系，但绝对不是同一行政行为，而是两个不同层级的行政行为。

1. 被诉行政行为的独立性。[16]刘宗德：《制度设计型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6页。应当承认，出庭应诉是一项专业技术工作，必须要具备专门的法律知识与诉讼技巧，因此，提高复议机关应诉人员的应诉水平和应诉技巧是做好共同被告的前提。[32]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复议法的修改和完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7页。

[25]参见刘东生：《行政复议制度发展障碍分析》，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5-346页。新《行政诉讼法》79条规定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29]梁凤云：《新行政诉讼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62页。因此，这一扩展是否符合新《行政诉讼法》26条第2款的立法原意，还有待进一步探明。

因此，根据《行政诉讼法》和《适用行政诉讼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复议机关共同被告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共同被告制度，这一特殊性表明其既不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中的共同被告，也不属于普通的共同诉讼中的共同被告，而是一种基于特殊目的而设立的一种特殊的共同被告制度。根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维持决定属于对行政行为实体和程序合法性、合理性都予以肯定的决定。

如果从专业性角度考察，其与美国专门从事行政裁决的行政法官相比，肯定稍逊一筹。[28]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下卷，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813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行政诉讼法解释》）第8条规定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这一规定有强制干预原告诉权之嫌，有违当事人诉权的自主性原则。1. 依法做好共同被告与依法尽量不当共同被告。立法应当理性，切忌冲动，尤其是涉及到相关主体义务的履行，更应评估其现实可能性与可操作性。以北京市政府为被告的一审行政案件有526件，同比上升525%。[37]同前注[22]，章剑生文。

而复议机关如果改变了原行政行为，则不仅要独立承担从实体到程序各个方面的举证责任，而且要独立陈述其改变原行政行为的理由，其在诉讼中产生的责任与风险要比简单地作出维持决定后的责任与风险大很多。其中，距离主城较远的县法院有三四百公里，在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案件数量逐年猛增的态势下，办案人员复议、诉讼两头忙，工作量和工作强度陡增。

事实上，复议机关的非专门化和复议人员的非专业化，其实就是将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行政复议工作与一般行政管理工作同样看待，从而使行政复议的独特要求和应有的品格无法得到体现。为了社会正义而塑造社会制度是立法机关的首要任务，[38]而浪费社会资源的制度也可能表现为非正义，至少可以说是正义性不足。

此外，从历年公布的数据上看，出庭应诉率与依法行政水平之间并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经过行政复议以后，便同时存在了两个行政行为，一个是被申请复议的原行政行为，另一个则是复议决定。

在2012年，人民法院直接判决被告行政机关败诉的案件仅占全部一审行政案件的9.87%，而江苏法院仅为2.48%，有的地方行政机关败诉的案件甚至为零。[3]北京市共有16个区县，每个区县政府在2015年成为被告的行政案件平均为87件。[9]尽管浙江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取得了较好效果，但从全省情况看，在复议机关当共同被告的案件中，复议机关负责人的出庭情况很不理想。在复议机关共同被告制度中，法院虽然要对原行政行为和复议维持决定一并审查，但原行政行为和复议维持决定这两个行政行为并非是同一行政行为或同类行政行为，而是分别适用独立程序而作出的两个独立的行政行为。

[10] 2. 复议机关负责人出庭的现实可能性严重不足。尤其是复议机关共同被告的规定，实际上阻止了行政复议制度向司法化发展的步伐，使其只能朝着高度行政化的方向发展。

复议机关共同被告制度是新《行政诉讼法》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条款之一，并被认为是一种制度创新而受到赞扬，在‘新行诉法的诸多制度创新中，其中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是增加复议机关做被告的责任和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责任。[6] 在实践中，原告选择向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起诉，于是一些国务院部门作为复议机关的就必须到全国各地去应诉

这种判断基准暗含着保护规范说的要求，为利害关系的判断提供了相对确定的框架。在2008年的付伟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登记行政管理纠纷上诉案中，付伟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纠纷，在公司申请北京市工商局大兴分局注销后，付伟对此注销行为申请行政复议。

黄陆军案判决在第一点、第二点上与上述框架显然是一致的，判断得出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由于海龙王公司没有与珠江侨都项目的各方签订合作合同和章程，也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有关规定经审查批准加入珠江侨都公司，所以，海龙王公司以在侨都公司占用股权为由，认为被上诉人广州市外经委针对珠江侨都公司作出的233号通知，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但正是这种简单的案件，却颇能考验法院的方法和智慧。一、案情简介 黄陆军案可能在不少人看来是一个奇葩的案件，本来的民事纠纷，却因为对方主体身份上曾有过行政机关的登记介入，而以登记机关为被告提起了行政诉讼。

这是具有安定性的可预期的基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建材公司作出准予设立登记的决定并为其发放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行为之间无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

四、本案判决的射程 黄陆军案判决相较于之前的判决而言，既一般性地揭示了利害关系的判断框架，又指明了利害关系的具体判断基准，为认定利害关系提供相对确定的方法和标准。例如，工商机关对虚假广告的查处，其目的多在于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维护全体消费者的利益，而与个别消费者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

依据上述解释，上诉人不具有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另外，二审法院指出：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从程序上驳回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但在该决定中又对本案所涉公司核准登记的合法性作出了结论性意见，存在不妥之处。

很赞哦!（8）